摘要:正是这些网状的、隐匿的、涓涓细流式的异质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断暗流涌动相互汇合,才在某一刻催生了特定技术和事件的曙光乍现

命理星座,相面风水之术的伪科学性质在今天尽人皆知,很多人误以为,中西方这些不靠谱的预测之术,全都源远流长历史悠久,纯然是民智未启农耕时代的产物,但实际上,其中的很多伪科学,比如“颅相学”,不仅诞生在人类历史上最为理性的晚近时期,一度披着实证科学的外衣,而且还曾大规模地借助当时出现不久的摄影手段,进行了广泛的普及传播和国家治理层面的大范围实践。从视觉文化层面来说,如果不了解19世纪颅相学、犯罪学与摄影术的横向互涉,我们就很难深入理解近年来以德国杜塞尔多夫学院伯恩·贝歇和希拉·贝歇为代表的类型化摄影谱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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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内,谈到杜塞尔多夫学院的摄影,我们很容易将“类型学”这个标签与其捆绑在一起,甚至有很多人以为“类型学”是贝歇夫妇创立的,但这是一个巨大得简直荒谬的误会,因为类型学本质上是一种认知世界考察对象的分组归纳“方法”,只要人类想认知这个五彩斑斓复杂多样的世界,哪怕是史前猿人时期,也必然运用到种种观察归类推论方法,当然方法和方法之间有优劣高下之分,而专注于研究具体领域(人类学、考古学、基督教神学、建筑学、语言学、植物学……)分组归纳方法的系统学问,才是我们所谓的类型学(比如关于美和艺术的谈论两千年前就有了,但是美学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形成一门系统的学科却要到18世纪中期),贝歇夫妇及其弟子,充其量是借鉴了某个具体领域比如建筑类型学的知识,利用摄影作为一种视觉分类手段,进而发展了相应的“类型式”摄影实践,如果因此我们冠之以“类型学”摄影、类型学“奠基人”,那无疑是大谬不然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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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波普艺术并不是美国首创,但却因美国60年代的消费文化土壤大放异彩一样,类型式摄影之所以能够在德国经奥古斯特·桑德、阿尔伯特·伦格·帕奇、卡尔·布罗斯菲尔德、贝歇夫妇及其弟子们形成一个较为显著的“德式摄影”谱系,泛泛而谈来说,得益于德意志民族源远流长的理性严谨精神,具体而微来讲,则与德国在19世纪,较早地将摄影工具化运用到“颅相学”以及因此派生出的“犯罪人类学”在欧洲和北美大规模运用密切相关。

犯罪人类学的鼻祖是下面这位名叫切萨雷·龙勃罗梭(Cesare Lombroso 1835—1909)的意大利人,他和他的两个同事恩里科·菲利 、拉斐尔·加罗法洛被后世尊称为“犯罪学三圣”,圣就圣在他们三个人秉承19世纪实证主义精神,吸收借鉴达尔文物种进化论思想,通过对精神病人和罪犯们详细的解剖学、身体生理特征(颅骨和面相)的测量对比,使得对犯罪成因的解释和判别,脱离了古典的犯罪学理论,变得更加具体、生理化和实证化。

3 龙布罗梭本人

龙勃罗梭最有名的代表作就是下面这本出版于1876年的《犯罪人》,这本书影响非常大,面世之后曾一版再版,龙布罗梭在书中提出了臭名昭著的“天生犯罪人”理论,根据龙布罗梭的理论,一旦你天生异质过于骨骼清奇,像类人猿一样呈现出某种返祖特征比如下巴太大,那就麻烦大了。我们不难想象,这本书里所运用到的大量的摄影插图,必然是类型化拍摄和呈现的。

5犯罪人书中插图7犯罪人插图

  • 《犯罪人》书中插图

龙勃罗梭虽然是个意大利人,但他对病理学的兴趣是在德国读大学期间萌发的,再往前追一步我们就会发现,他的犯罪人类学实际上也正是19世纪“颅相学”( phrenology)的直系后裔,而颅相学正是由德国神经解剖学家、生理学家弗朗兹·约瑟夫·加尔(Franz Joseph Gall 1758—1828))于1796年提出的。

8颅相学加尔Franz Joseph Gall9漫画加尔的颅相学讲座

颅相学创始人弗朗兹·约瑟夫·加尔和他的颅相学讲座

颅相学认为,人的精神和心理运作都产生于大脑,大脑可以被划分成不同的区域,每个区域对应不同的认知功能和行为表现,而颅骨的形状、大小、凸起与凹陷等,可以一一对应于相应区域的功能表征,因此通过大量的、精确的、解剖学层面的研究和大样本测量对比,就可以远远超越古代的那种粗糙的缺乏实证依据的迷信相术,约瑟夫·加尔把人的精神机能分为26种,同样也把大脑分为26个器官的集合进行一一对应,比如小脑对应于多情,脑后两边是友谊。

10颅相学分区示意图

11颅相学模型

颅相学在19世纪上半叶(尤其在1820—1840年间)极为流行,各种版本的应用远远超出了科学家的学术小圈子,各种颅相学协会、杂志和组织纷纷成立,上至达官显贵,下至贩夫走卒都有大批拥趸。就连光芒万丈的维多利亚女王,都曾邀请当时苏格兰著名的颅相学家乔治·康布(George Combe)来给自己眼里不怎么争气的儿子爱德华七世看过颅相,康布的颅相学诊断结果是爱德华七世智力平平容易激动而且自恋自大……而且建议爱德华的老爹一定要给他找一个精通颅相学的家庭教师。而维多利亚时代的资本家企业主们,在招工面试的时候,也像今天的一些互联网公司迷信星座一样,热衷于邀请颅相学家们来判断求职者性格才资是否得以胜任。


不仅如此,我们今天所熟悉的19世纪的一大帮文学巨匠艺术大牛思想巨擘们——写《简·爱》的夏洛蒂·勃朗特,美国诗人爱伦·坡,英国的查尔斯·狄更斯、法国的左拉乃至俄国文豪托尔斯泰,也都曾被颅相学深深吸引,就连马克思老爷爷,也在1868年1月11日写给路德维希·库格曼的信中说“我在此地的一位酷爱颅相学的朋友昨天看了您夫人的照片说:非常机智!您看,颅相学并不象黑格尔所认为的那样是一门毫无根据的艺术。”


在《反肖像:当代英国、波兰和俄国文学1835-1965》一书中,Kamila Pawlikowska博士谈到“在文化对于面孔和相术的认知中,摄影扮演的角色是多方面的,一些肖像摄影形象地勾勒了观相术所谓的“类型”比如在奥古斯特·桑德的照片。而苏珊·桑塔格在《论摄影》中也认为:“桑德的照片,暗示一种伪科学的中立性,类似于19世纪崛起的隐含偏见的类型科学例如颅相学、犯罪学、精神病学和优生学所宣称的。”


犯罪人类学也好,颅相学也罢,作为摄影师来说当然没有必要去认真研究它们,可当我们立足当下审视西方当代类型式摄影谱的发展,我们又不得不承认:这两门学科在19世纪得以建制和发展的实证主义方法论基础,以及它们借助于“类型式”插图和照片在流行文化中几十上百年的不断渗透,才是类型式摄影谱系得以孕育和构建的关键。而我们所熟悉的那种简单的、线性的、串糖葫芦一样的摄影大师罗列史,一但缺乏这种横向的跨学科的文化语境视角,则容易让人误以为奥古斯特·桑德、贝歇夫妇或者其他摄影师,就像孙悟空一样突然就从历史中蹦了出来。


享誉世界的摄影理论家、摄影史家乔弗里·巴钦在他一系列著作中一再向我们证明:摄影本身没有什么(身份)本质,一切意义和理解都是由具体的语境决定的。对于绝大多数摄影师来说,与其耗费九牛二虎之力背下来尼埃普斯、达盖尔、塔尔博特这些拗口的名字,以及他们分别于哪年哪月哪日发明了哪种摄影术,远远不如搞清楚“除了人工描绘,能不能找到更加迅速便捷的方法来固定光学影像”这一念头为何诞生又如何形成一种普遍的渴望、话语和探索实践更有意义。正是这些网状的、隐匿的、涓涓细流式的异质力量,在特定的历史文化语境中不断暗流涌动相互汇合,才在某一刻催生了特定技术和事件的曙光乍现。


如果我们的认知无法更新到这种纠缠共生的后现代文化史观,那么俗话说的以史为鉴也不过是一种镜花水月的奢谈,纵然很多摄影师私下里都雄心勃勃地拟定了一系列的“类型学”拍摄计划,打算模仿贝歇夫妇,用同一角度、同一画幅、同一景别和光线条件,去拍拍家乡附近的政府大楼、广场雕像、古建筑门框、小区里的废弃沙发等等,但不太客气滴说,这种点子式的皮相模仿,不仅自身肤浅可笑,走运收获的鲜花和掌声,终究也不过是一种廉价的恭维和无知的艳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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