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中国学术之所以落后,之所以紊乱,也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高唱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

近几年,在中文互联网以及微信朋友圈里,有两张油画被捧得神乎其神,一幅是加拿大华裔画家刘溢的《北京2008》(网络震惊题为“四个裸女打麻将”》)↓

北京 2008


另一幅是原中央美术学院院长靳尚谊作于1984年的《青年女歌手像》(网名“坐江山”》)↓


青年女歌手像

这两张画被一传十十传百地奉为“神作”,当然不是因为广大群众们无师自通了琴棋书画,真能看出这两张画本身画得多么好,而是某些精于穿凿附会之辈,精准拿捏住了国人嗜好博弈、迷恋权力但又思维简单人云亦云的软肋,事后诸葛亮炮制出一番有鼻子有眼的政治隐喻,便轻松戳起了围观群众“不明觉厉”的集体性颅内高潮,比如《北京2008》的“博大精深”在于:


“画中4个人身上的衣服代表实力,美国上身齐全,下身裸体,在台面上实力最强,而台下一丝不挂;……除美国之外三方都光着上身,暗示实力弱于美国。美国表面上不看牌桌,其实在看她的另一张牌:台湾(站在场外穿肚兜的小女孩)……盆里的水果意味很明显,当然是代表台湾的地区利益。台湾之所以一身纯正中国式的装扮,是因为最后的中国传统在台湾。台湾手里是一把餐刀,这大概是个双关,一是表示不管谁攫取了台湾的利益,台湾都只能乖乖的为之切水果……”(以上阐释引自网络)


这些隐喻和解读,无论是网友们脑洞大开添油加醋,还是画家本人深知咱好这一口投其所好,其实并不重要,真正值得我们反思的是:为什么只有这种主题创作、艺术欣赏、作品阐释的方式方法,在国内大行其道,而别的方式方法就举步维艰呢?


从根本上来说,这恐怕与我们有意无意、经年累月地浸淫于一种“前现代”的“取象比类”的思维方式有关。而所谓“取象比类”指的是一种形象化的、不注重严格逻辑推理和缜密实验确证,只是根据研究对象在某些方面的相同相似,进而猜测和推论事物在其它方面,也有着相同或相似机能和属性的一种思维方式。最典型的例子就是民间盛行的所谓“吃啥补啥”和传统中医理论对于药物机能的论述——撸串的时候吃腰子补肾、考试的时候吃核桃补脑,手术之后喝红糖补血,生孩子缺奶吃穿山甲打通经络、白内障看不清搞点蝙蝠屎明目(夜明砂)……这种思维方式作用在艺术上,则呈现为各种针对绘画或摄影令人啼笑皆非的伪“图像学”阐释。


在科学并不发达甚至尚未萌芽的远古阶段,人类祖先在面对变幻莫测的大自然和万事万物显在、潜在错综复杂的联系时,取象比类显然是最为直觉和普适的认知方式,在《黄帝内经灵柩·邪客篇》 里,黄帝问伯高,人体是怎样与天地对应的?伯高回答说:……天有日月,人有两目;地有九州,人有九窍;天有风雨,人有喜怒;天有雷电,人有声音;天有四时,人有四肢;天有五音,人有五脏;天有六律,人有六腑;天有冬夏,人有寒热;天有十曰,人有手十指;天有阴阳,人有夫妻……由此可见,取象比类的认识方式所推导出来的知识和理论,不仅可以是复杂的,而且通常是可以比较笼统地符合日常生活经验观察的,这是天性好奇的人类,在十七十八世纪,基于数理实验和分析实证的科学认知革命前,长期依赖甚至必然依赖的一种探索世界问道自然的主流认知模型。然而唯一的例外,是古希腊文明,根据清华大学长期致力于科学史和科学哲学研究的吴国胜教授的考证,正是古希腊人对于非功利性的、内在的、形式逻辑和演绎性的事物本质的执着追求,这种自由追求的精神和追求确定性知识的方式,催生和滋养了近代西方基于数理实验的自然科学的蓬勃发展。因此,取象比类的认知模型也谈不上是我们中国人所特有的。


然而我们真正特殊和遗憾的地方在于,我们没有用三四百年的时间,去逐步地、缓慢地像西方那样,先承恩蒙慧于古希腊的这种极其特殊思维方式,又继承和发展出更加辉煌的科学革命、启蒙运动和认知方式的升级转型,这就导致了我们对于所谓科学的理解,直到现在也没有脱离“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粗浅应用层面,却从来没有认真考察和反思:究竟是怎样的前提条件和认知方式,才能催生出这种高效惊人上天揽月下海捉鳖的技术性革命?


对于艺术家或者普通大众来讲,能不能真正理解科学表面上并不重要,但是一旦缺乏这种对科学何以为科学的反省反思,一旦缺乏了这种理性逻辑的、精确实证的思维能力锻造,就代表着我们跳过了、缺少了一种高级的现代的思维培养。说得更直白点,缺乏这种科学思维方式的训练会导致我们一种理性逻辑能力的欠缺,而没有这种能力的话,不仅在基础科学研究上十分被动乏力,就连人文社科领域的学术交流、辩论吵架都容易驴唇不对马嘴却还浑然不觉。这就好比一个身体孱弱四肢无力的人,不仅负重打仗是不行的,应对日常生活担柴挑水都会极其吃力。


一颗未经严格理性逻辑训练、实证精神不足、习惯性依赖具体现象和粗浅经验层面的相似性、进行莫须有(可能有)联系推理的脑袋,一旦长在了“艺术家”身上,那么无论是自己创作还是品评判断,绝难脱离褶皱里渗透着信仰、眼神中充满渴望之类简单生硬的符号游戏和标签化类比,也绝难真正把握住大大小小的历史文化语境全局与具体而微的艺术创作、流派风格、媒介思潮、观念范式转换之间错综复杂的有机联系,进而在经济、文化和艺术的全球化碰撞交流中不得不陷入一种双重尴尬的境地:一方面在创作上拿来主义,语言媒介材料艺术范式模仿得天衣无缝,但荣膺世界级现当代艺术展览和殿堂桂冠的却寥寥无几,另一方面在艺术理论与批评上,不仅原创公认的学术性建树无从谈起,就连翻译引进甚至已经简单化了的艺术理论、批评方法、研究视角也颇为不对胃口消化不良。


傅雷先生,在翻译法国文艺理论家和历史学家伊波利特·阿道尔夫·丹纳(Hippolyte Adolphe Taine)的《艺术哲学》时,在译者前言里曾大声疾呼:(实证主义虽然有着极大的缺点),但我介绍此书,正着眼于其缺点上面,因为这种极端的科学精神,正是我们现代中国最需要的治学方法。如果要对艺术有一个明确的认识,那么,非从这种实证主义的根本着手不可。人类文明的进程都是自外而内,断没有外表的原因尚未明了而能直探事物之核心的事。中国学术之所以落后,之所以紊乱,也就是因为我们一般祖先只知高唱玄妙的神韵气味,而不知此神韵气味之由来。……我们须日夜兼程地赶上人类的大队,再和他们负了同一的使命去探求这恩利。在这时候,我们比所有的人更需要思想上的粮食和补品,我敢说,这补品中的最有力的一剂便是科学精神,便是实证主义!


傅雷先生1929年的这段话,回声已近百年,但引作本文的尾声,却正合适不过。


评论区
最新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