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概念决定了不断生成变化的现实,而是不断生成变化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结合语境瞻前顾后、动态灵活地去把握一个概念,刻舟求剑式的思维,既无助于摄影认知的进步,也无益于摄影文化的交流

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曾言:“人是唯一能说话的动物”。的确,每一个人,即便处于胎儿时期,也已然被无所不在的语言环境(外界的人声)所包围,出生以后,更是要高强度地学习语言、领悟概念,通过语言来描述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感,表达自己的情感意见和思想。正因为概念本身是抽象的,信息和知识又在最近两三百年里不断呈几何级增长,这必然注定了现代人类,只能被迫主要通过“从概念到概念,从书本到书本”的间接学习方式,才能快速高效地达成社会和竞争对个人知识储备的苛刻要求。
 
然而,这种快速高效但却间接化的概念把握方式,缺点和不足也很明显,它极容易导致一种片面、静态、僵硬固化的思维和理解方式,典型表现就是不顾语境、不知变通、削足适履地用一个恒定不变的字面概念去框定不断变化发展着的动态现实。
 
例如“纪实摄影”这一概念,放眼全世界恐怕都找不到像中国摄影界这样争论不休乐此不疲的,仿佛这一概念真的莫测高深非常人所能理解。而双方争论的焦点之一,就是“Documentary photography”究竟如何翻译(记录摄影、纪实摄影、档案摄影、文献摄影……)?以及“纪实摄影”这一概念是否暗含一种“人文关怀”的精神向度和追求公平正义的态度立场?
 
坚定认为“documentary photography” 应该直译为“记录摄影”或“档案摄影”,而且绝不暗示任何一种情感色彩和态度立场的一方,理由通常是:“documentary”这个英文单词,无论在哪一年、哪一本英文词典里,都查不到与人文关怀、态度立场相关的释义,其次,第一个在摄影的语境中使用“documentary”的人,原意也只是文献档案,并没有引申义。(很多文献提到尤金·阿杰曾在自己工作室门上贴了一张标语广告,广告的意思是“为艺术家拍摄的文献”,在阿杰的标语里,documentary的确只是文献档案的意思。)
 
这种迷信词典的条目化解释、动辄强调词源出处、一味推崇概念创始人原意的论辩方式,实际上正是一种1970年以来,众多后现代哲学家集中火力全方位批判的刻舟求剑式的本本主义。
 
当然,参考、追溯一个概念的词典与词源,是一种常见且颇为有效的学术研究路径,但需要注意的是:人类语言极其复杂,人类创造的概念的种类和性质也千差万别,概念的内涵和外延,在不同的历史文化、使用情境和跨语种翻译中,既有可能固定不变,也有可能面目全非。这就要求我们在面对具体概念的时候,不能只拘泥于它的词典词源的解释和第一发明人的原始意图,从而忽视了概念在不同语境中的应用和变化。简而言之,我们不能只重“词源”,不重“语用”,很多情况下,概念的意义,恰恰只能在具体的“用法”中才能清晰地感受和把握它的具体所指。
 
拿“纪实摄影”来说,它本身就不可能像“焦距”“景深”那样被简洁清晰地定义,它也不可能通过兵分两路分别考证documentary和photography的词典词源,然后简单相加而被把握。国内很多摄影研究者甚至致力于考证“谁第一个提出了纪实摄影的概念”、“谁可以称得上第一个纪实摄影师”,“documentary的拉丁词源是什么”等等问题,这些具体而琐碎的研究虽然极有价值,但跟纪实摄影的把握实际上没什么关系。
 
真正有关系的是:从摄影术发明到今天不到200年的时间里,究竟哪些人的实践和作品,最为典型、最为频繁甚至让我们不假思索地把他们和“纪实摄影”联系在一起?我们又为什么把他们的作品称之为纪实摄影?当我们谈论纪实摄影,或者判断一组作品是不是纪实摄影的时候,我们的认知参照和对比模型,究竟来自于哪里?
 
绝大多数摄影人对纪实摄影最初、最重要、堪称典范的认知模型,显然得益于19世纪末拍摄纽约贫民窟的雅各布·里斯;20世纪初记录美国童工悲惨处境的刘易斯·海因;坚信摄影可以改变世界的尤金·史密斯;以及“我愿意成为一种声音,对于那些失去声音的人”的玛丽·艾伦·马克的共同塑造与合力建构。
 
这个名单可以列得很长很长,谁是第一个谁是最后一个并不重要,尤金·阿杰贴在门上的“documentary”是什么意思也无足轻重。世界上并不事先存在一个完备的纪实摄影概念,然后FSA(美国农业安全局摄影项目)、马格南图片社、《生活》杂志的摄影师们像遵行圣旨一样套着概念去拍摄和实践。恰恰相反的是,无数的摄影师、图片编辑、摄影文化研究者,他们对摄影类型的划分和判断,他们对摄影概念的创造和解释,逻辑上必须是观看和感受在先,领悟和分类在后的。
 
而纪实作为一种摄影类别,作为一个用于公共交流的话语概念,它的适用性和共识性基础,它的家族相似基因,也必然建立在历史上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纪实摄影实践和典型作品的特征统合上,而不是建立在某本英文词典关于“documentary”孤立零碎的解释条目里,尽管1958年罗伯特·弗兰克之后的纪实摄影实践,在拍摄主题、语言风格、目的初衷上与之前经典时期的纪实摄影有了很大的不同,但这种不同和变化,起码到目前为止,远远不足以抹杀纪实摄影由来已久的人文关怀底色,远远不足以消弭纪实摄影一贯追求公平正义的立场态度,而这抹底色和态度,是由19世纪末到现在,无论在数量、名气、作品量还是传播影响力上都占有压倒性优势的深怀人道主义关怀和公平正义诉求的摄影师们的实践所赋予的,这抹精神底色和立场态度,无可置疑地堪称纪实摄影的题中应有之义。而这层精神意涵的把握和领悟,显然不也是通过翻查词典和列举个别摄影师的只言片语所能否定的。
 
由此我们可以领悟:从来都不是僵硬的概念决定了不断生成变化的现实,而是不断生成变化的现实,迫使我们必须结合语境瞻前顾后、动态灵活地去把握一个概念,刻舟求剑式的思维,既无助于摄影认知的进步,也无益于摄影文化的交流。


(本文刊发于《人民摄影》2018年2月21“摄影新思”专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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